“信訪”特指人們依照一定的權利和義務，運用寫信或上訪等形式，向社會組織及其管理者反映個人或集體的某種愿望和要求，并由有關組織處理的活動。具體地說，我國的信訪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采用書信、電子郵件、傳真、電話、走訪等形式，向各級黨的機關、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人民團體、企事業單位及其領導人和工作部門反映情況，提出建議、意見或者投訴請求，依法由這些組織處理的活動。
一、當前我國信訪制度存在的問題
　　第一，信訪職能過于寬泛，信訪總量居高不下，上行趨勢明顯。一個還沒有現代化的政治體系，總是由少數機構擔負著許多尚未分化的功能，中國目前的信訪制度就是如此。信訪活動大致可以分為三類：參與類，即向各級黨、政、人大、司法機關提出意見、建議和批評；求決類，主要是要求解決涉及自身利益的各種具體問題；訴訟類，指進入司法程序的案件當事人雙方的信訪。信訪涉及的社會矛盾可以歸結為八大類：一是企業改制、勞動及社會保障問題；二是“三農”問題，即農民、農村和農業問題；三是涉法涉訴問題；四是城鎮拆遷安置問題；五是反映干部作風不正和違法亂紀問題；六是基層機構改革中的問題；七是環境污染問題；八是部分企業軍轉干部要求解決政治待遇和經濟待遇問題。幾乎所有社會問題、社會沖突都可以訴諸信訪部門，信訪制度承載了整個社會變革轉型及社會穩定的重任，由此導致信訪案件大量積壓，同時不斷升級上行，各種問題和矛盾焦點向中央聚集。
   第二，信訪機構缺乏統一協調機制，責重權輕，效率低下。現行的信訪機構龐雜分散，歸口不一。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委、人大、政府、法院和檢察院及相關職能部門都設有信訪機構。但這些信訪機構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隸屬關系，中央信訪機構對地方信訪機構及中央各部門信訪機構之間的管制協調能力十分有限，缺乏強制約束。各級信訪機構地位低下，缺乏解決問題的有效資源和實際權力，而信訪的指向往往是掌握黨政司法權力的官員，卻讓沒有權力的信訪部門出面處理，把信訪部門當成了解決問題的責任主體，出現權責錯位。整個系統缺乏統一協調的機制，缺乏統一的計算機聯網，信息不共享，信訪者一個問題可能同時找幾個機構，得到的答復和解決方案可能不一樣，各機構推來推去，信訪人投訴無門，只能在各信訪機構之間來回跑動。據對632位進京上訪農民的調查，他們走訪的部門平均在6個以上，最多的達到18個。因為信訪機構分散，每個機構的工作人員非常有限，面對大量的信訪案件，無力件件親自處理，致使信訪部門對群眾信訪轉多辦少。
　　第三，責任不明確,隨意性較大,人治色彩濃厚。法律對信訪案件的處理沒有嚴格的程序規范，各地信訪機構的職能和權力及運作方式有較大的差異，立案和處理視領導重視程度和信訪工作人員責任心、情緒而定，隨意性較大。即便信訪機構把案件批轉下級機關或有關部門處理，有些機關和部門往往拖著不辦，甚至藉此懲治信訪人，信訪人則沒完沒了的反復信訪。信訪機構沒有獨立處理問題的權限，處理問題主要靠領導批示和干預，而一些黨政首長對個案的批示、處理有時又太過隨意，以致吊起了其他信訪者或非信訪者過高的“胃口”，導致領導人解決了一個舊的案件，卻引發出新的案件，有時還誤導一些人棄復議、訴訟等法律途徑而找領導人批示，退回來進行信訪。由于責任不落實，信訪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致使群眾反復進行信訪。
　　第四，信訪活動組織化趨勢明顯，群體性事件和集體上訪頻繁，過激行為時有發生。在利益主體或集團的利益通過制度性渠道表達不見效或者某些特殊因素的作用下，就會進行強制性的利益表達，從而對執政黨、政府施加壓力。信訪活動中，一些人為同一訴求跨地區、跨部門串聯和網上串聯赴省進京上訪。極少數信訪人不按法定程序、不到法定機關反映問題，而是頻繁到北京或省會城市的敏感地區和重要場所聚集甚至滋事。有的人采取一些極端方式，制造擴大社會影響，并為更多的信訪人所效仿，帶來社會負面效應，影響社會穩定。地方各級黨、政和執法部門，在處理社會矛盾和群眾問題時，往往濫用警力和行政強制力，或者對信訪群眾進行打擊甚至迫害，激化了原有的矛盾。信訪問題還被法輪功和國際敵對勢力利用，他們假借人權或維權名義進行滲透，引導、慫恿、資助、偷拍非正常信訪活動，企圖策劃“街頭政治”和“顏色革命”，使信訪案件成為敵對勢力的輿論工具，從而引發政治問題。

三、完善和規范信訪制度的措施
　　第一，明確各級黨委和政府的信訪責任，加大解決信訪問題的力度。信訪問題的根源在于各級黨委和政府及其工作部門決策和執行中損害或沒有滿足人民群眾的利益。因此，信訪工作責任和解決信訪問題的關鍵也在各級黨政領導及其工作部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