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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在行政訴訟法制定過程中爭論不已，在行政訴訟法實施以來亦聚訟紛紜，個中的緣由，除受案范圍問題與訴訟三主要人員關系重大以外，恐怕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確定受案范圍采取的方式和人們對這種方式的誤解。我國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確定采取的是概括加列舉的方式。通常認為限定行政訴訟的范圍是各國普遍的做法，采取概括加列舉方式是吸取西方國家立法的長處。殊不知，國人的法律觀念不同于西方國家，在同樣的限定范圍下，作為西方國家的訴訟基礎，法院受理是原則，不受理則是必須加以論證的例外。而在我國缺少這樣的背景，加之由于人們對行政訴訟的誤解，在司法實踐中往往關注的是具體的列舉，在確定是否能夠起訴時更多地是“對號入座”而忽視了確定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內在標準。

為了明確受案范圍問題，最高人民法院曾經做過很多努力。1991年的《關于貫徹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以下簡稱《貫徹意見》)就是一個明證。但它更多地試圖從正面界定哪些案件可以提起行政訴訟。這表現于對具體行政行為概念的界定和針對司法實踐中遇到的有爭議行為的正面肯認。我國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是以具體行政行為與抽象行政行為的分類作為確定標準，因此，如何定義具體行政行為對于確定行政訴訟的范圍來說至關重要。最高人民法院在《貫徹意見》中試圖對具體行政行為的概念作出界定;“具體行政行為是指國家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法律、法規(guī)授權的組織、行政機關委托的組織或者個人在行政管理活動中行使行政職權，針對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就特定的具體事項，作出的有關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權利義務的單方行為。拋開其他方面不論，單這一冗長的概念表述即存在問題。具體行政行為的概念源于學術上對行政行為的分類，相比于行政法學上關于具體行政行為的界定，這一定義新增加了主體、單方行為和作為三個要素，但新增加的要素都存在值得商榷之處。

1. 關于行政主體。該條規(guī)定是從行政活動的實際狀況出發(fā)，將行政機關委托的組織或者個人也列在行使職權的主體范圍內，這會使人們誤以為行政機關委托的組織和個人也是行政主體。事實上，它們雖然在行使職權，但并不具有行政主體地位，其所為行為是以委托的行政機關的名義，而不是以自已的名義。正因為如此，其所為行為也并非由自已承擔責任，故在具體行政行為的定義中，不應將行政機關委托的組織或個人也列為行政主體。

2. 關于單方行為。單方行為是行政法學上相對于雙方行為對行政行為的一種分類，它與具體行政行為與抽象行政行為的分類并列，兩者之間并不是種屬關系，不能相提并論，我們不能說單方行為就一定是具體行政行為，也不能說雙方行為就不是具體行政行為。因此，將具體行政行為界定為單方行為在邏輯上是不周延的。更為重要的是，按此定義，原本并未明確是否可以排除在受案范圍之外的雙方行為卻有可能因此而被排除。因此，在實踐中這也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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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lq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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