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前后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

    建國前后，即從1947年到1950年，在全國范圍內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了土地改革，沒收地主的土地，分給無地少地的農民，徹底廢除了幾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廣大農民實現了祖祖輩輩所盼望的“耕者有其田”的愿望，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

    經過土地改革，廣大農民在政治上、經濟上徹底翻身得解放，極大地激發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這是解放初期能夠迅速戰勝困難，恢復經濟，并順利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土地改革初期，適應一家一戶“辦不了”或“辦不好”情況，大量出現了變工隊、耕田隊、互助組等多種形式的互助合作組織。他們為軍烈屬代耕，為鰥寡孤獨幫忙。這種互助合作組織的宗旨是“自愿結合、等價交換和民主管理”，發展基本上是正常的。對農業生產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農業合作化，土地歸公

    1952年黨中央根據毛澤東同志的建議，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同時提出，要適當加快農業合作化的速度。這樣，原來的互助組很快變成了以土地入股、統一經營為特征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雖然文件規定“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實際上是入社并非自愿，退社更不自由。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發布了《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明確提出中國農業要走由初級社到集體所有制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路子，合作化的步子進一步加快。

    1955年夏，毛澤東同志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尖銳地批評鄧子恢(時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 等人是阻礙農業合作化加速發展的“小腳女人”，是“右傾機會主義”，是“一場階級斗爭”，這更進一步助長了已經存在的急躁冒進情緒，高指標、浮夸風大大加劇。就這樣，在實際工作中把總路線中說的“相當長的時期”變為了“相當短的時期”，把“逐步”變為了“跑步”，快了又快，初級社還未建起來就搞高級社，高級社還未搞起來就搞人民公社。

    “大躍進”，“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1958年初，毛澤東同志提出了要用15年或20年至30年的時間，在工業生產和經濟上“超英(國)趕美(國 )”的目標。1958年5月，在中國共產黨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通過了毛澤東同志主持制定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確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已經進入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躍進”時期。在經濟計劃中搞“第二本賬”，鼓勵高指標，互相攀比。在急功近利思想的指導下，各地競相爭放農業生產“衛星”，《人民日報》報道的豐產“衛星”一個接一個，并提出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口號。[1] [2] [3] [4] [5]  下一頁

    “大躍進”，“人民公社化”

    1958年8月，毛澤東同志視察河南省新鄉縣七里營人民公社，發出“人民公社好”的號召，隨后，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決議》認為，建立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人民公社，是農村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是在農村加速建成社會主義，并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橋梁。《決議》指出，在我國實現共產主義已經不是遙遠未來的事了。

    “反右傾”，到處“插紅旗拔白旗”

    1958年底至1959年上半年，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問題有所察覺，并試圖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刮起的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

    1959年8月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本來是糾“左”的，即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左傾錯誤，但毛澤東同志看了彭德懷的意見后，認為彭德懷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于是，會議的方向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由反“左”一下子轉為反“右”。

    八屆八中全會對彭德懷等人作了錯誤的處理，并發出《反對右傾保守思想的指示》，認為當時的主要危險不是左傾而是右傾，要求從上到下開展所謂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想斗爭”。從此，浮夸風、共產風非但沒有剎住，反而越刮越兇，到處“插紅旗拔白旗”，多人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一大二公”，吃大鍋飯，帶來大災難

    在“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反右傾”的折騰下，加上1959、1960連續兩年的自然災害，農業全面大幅度減產，國民經濟陷于空前困難，城鄉市場供應緊張，浮腫病、非正常人口死亡大量出現。1960年冬，黨中央開始采取措施，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提出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并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具體措施。中央于1962年1月在北京召開了有7000人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經驗教訓。1961年，安徽、貴州、甘肅、河南、湖南等一些貧困地區的農民，迫于食不裹腹、衣不蔽體的窘境，悄悄地搞起“包產到戶”即責任田的辦法，得到一些地方領導的支持。1962年9月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的號召，并對支持包產到戶的鄧子恢、曾希圣等人作出了錯誤的處理。

    “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造成的困難、帶來的問題是什么、有多大，是現今年輕一代難以想象的。鄧小平同志說：“1958年‘大躍進’，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強調‘一大二公’，吃大鍋飯，帶來大災難。”曾任安徽省委書記的萬里說：“1977年6月，黨中央派我到安徽當第一書記。安徽是個農業大省，又是‘左’傾錯誤的重災區。農民吃不飽，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個房子樣子，門窗都是泥土坯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沒想到，解放幾十年了，不少農村還這么窮！”上一頁  [1] [2] [3] [4] [5]  下一頁

    新時期經濟體制改革，首先在農村取得成功

    1978年夏秋之交，安徽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災，以萬里為第一書記的中共安徽省委作出把土地借給農民耕種，不向農民征統購糧的決策，極大地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戰勝了特大旱災，還引發出一些農民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行動。幾乎與此同時，四川不少地方的農民也實行包產到組。在安徽、四川的影響下，其他一些地方也開始實行農村聯產責任制。這種勢頭，引起一些人議論紛紛，卻得到了鄧小平的支持，提出農村政策要繼續放寬，土地承包給個人不會影響我們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

    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次真正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會議。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鼓舞和鄧小平同志的支持下，中國農業、農村邁向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開始譜寫新的篇章。

    到1984年底，全國569萬個生產隊，99%以上實行了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連續幾年農業特別是糧食增產幅度很大，1984年達8000億斤，人均800斤，接近世界人均水平。國務院向世界糧農組織宣布，我國已基本上解決了溫飽問題。

    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興起與推行，標志著農業經濟體制改革的巨大勝利，也標志著人民公社制度的終結。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大批勞動力從土地的束縛下解放出來，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又為農村發展第二、第三產業提供了條件，使得以集體經營為主兼有個體、私營的鄉鎮企業蓬勃發展起來。到1987年，全國鄉鎮企業從業人員達8805萬人，產值4 764億元，占農村社會總產值的50.4%。

    八十年初期農村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鄧小平后來評價說：“農村改革帶來許多新的變化，農作物大幅度增產，農民收入大幅度增加，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廣大農民購買力增加了，不僅蓋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車、縫紉機、收音機、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檔消費品進入普通農民家庭。”

    從1978到2003，農村改革深入發展的25年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來的25年也是我國農村改革深入發展的25年。25年前，我國改革就是從農村開始，并逐步向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乃至整個經濟體制的全方位改革推進，為25年來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協調健康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十六屆三中全會：對深化農村改革和完善農村經濟體制進行了全面部署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正處在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農產品供求關系發生重大變化，超過三分之一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農民近一半的收入來自非農產業，農村發展對城鎮和國民經濟的依賴程度越來越緊密，我國農業與世界農業的關聯程度越來越明顯，農業和農村發展的內涵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基于這一科學的判斷，中央作出了把解決“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的重大決策。

    在2003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對深化農村改革和完善農村經濟體制進行了全面部署。上一頁  [1] [2] [3] [4] [5]  下一頁

    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17年后，中央一號文件再次回歸農業

    2003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親自簽署《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媒體的評價是“17年后，中央一號文件再次回歸農業”。

    作為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共有9個部分，關于深化農村改革的部分篇幅最長，四項重大改革全部涉及統籌城鄉發展，體現了黨中央按照科學發展觀、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的新思路。

    如果說25年前我國農村改革主要是突破了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內部經營機制，那么，新一輪農村改革則著眼于體制創新，著眼于與農村發展有著更加密切關系的整個國民經濟領域，著眼于解決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突出問題，推進各種資源的生產要素向農村流動，充分調動廣大農民積極性，加速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中央一號文件提出重點深化四項農村改革：加快土地征用制度改革，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繼續推進農村稅費改革，改革和創新農村金融體制。這些改革都是黨中央按照科學發展觀提出的，在許多長期未能涉及的領域進行了重大突破。

    2004年我國農村改革新一輪熱潮的興起，預示著我國農村生產力新一輪大解放、大發展的到來。

    2005中央一號文件：國家財政再向農村傾斜

    2005年的一號文件提出：“進一步擴大農業稅免征范圍，加大農業稅減征力度。”“在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實行免征農業稅試點，在其他地區進一步降低農業稅稅率。”“在牧區開展取消牧業稅試點。”“有條件的地方，可自主決定進行農業稅免征試點。”

    2005年中國加大減免農業稅賦的政策力度，著力建立為農民減負的長效機制。

    2005年的一號文件指出：“繼續對種糧農民實行直接補貼，有條件的地方可進一步加大補貼力度。”“中央財政繼續增加良種補貼和農機具購置補貼資金。”“中央財政要采取有效措施，根據糧食播種面積、產量和商品量等因素，對糧食主產縣通過轉移支付給予獎勵和補助。”

    2005年中國農民種糧積極性繼續高漲，秋冬播面積比去年增長2000多萬畝。上一頁  [1] [2] [3] [4] [5]  下一頁

    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新農村的“二十字”要求

    2005年10月11日，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建議》提出了新農村的“二十字”要求：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要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實穩步地加以推進。

    《建議》強調，必須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要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出發，統籌城鄉區域發展。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2006中央一號文件：顯示了中國領導人解決“三農”問題的決心

    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1月21日正式公布，明確指出“十一五”時期(2006年-2010年)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關鍵時期。這是2004年以來中國連續第三個以農業、農村和農民為主題的中央“一號文件”，顯示了中國領導人解決“三農”問題的決心。

    2006年兩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成為熱點話題

    2006年兩會期間，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已經成為各界的熱點話題。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3月14日在回答《農民日報》記者提問時指出，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關系現代化建設全局的根本性問題。他闡述了中央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深層次的三點考慮。

    溫家寶說：第一，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就是把農業和農村工作放在了現代化建設全局的更加突出的位置。通過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促進農村的小康和農業的現代化，這是整個現代化建設的一個重大步驟。他特別提出，加強農業和農村建設是一著活棋，這一步走好了，就能夠帶動內需和消費，從而使中國的經濟發展建立在更加堅實的基礎上。

    第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著眼點是發展現代農業，提高農業的綜合生產能力。之所以提出要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村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就是為了改善農民的生產和生活條件。

    第三，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必須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保障農民的民主權利，特別是土地承包經營的自主權。尊重農民的意愿，不搞強迫命令。二是讓農民得到實實在在的利益，要把提高農民的物質、文化生活貫徹始終，并且作為檢驗的標準。講求實效，不搞形式主義。

（責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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