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經濟全球化對各國通脹運行機制是否存在影響以及影響程度如何，學術界一直存在爭議。本文通過對國內外有關經濟全球化與通貨膨脹的文獻研究，梳理出經濟全球化在以下四個方面會影響各國通脹機制，一是經濟全球化使傳統的國內產出缺口通脹效應衰減，而國外產出缺口通脹效應顯著；二是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經濟發展不平衡使傳統通脹機制運行軌跡偏離；三是經濟全球化使傳統通脹動態模型不能適用于當前相互交融的全球經濟；四是經濟全球化對新興市場國家應對新的通脹機制的政策制定和調整變得更加復雜。文章最后進行了簡評。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通貨膨脹，運行機制，研究述評

　　一、問題的提出

　　當前，經濟全球化因素對各國國內通貨膨脹運行機制是否存在影響以及影響程度如何，學術界并未達成共識。例如，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伯南克指出，經濟全球化因素不會對美國的通貨膨脹運行機制帶來顯著的影響（黃繼匯，2007）。進一步，Mishkin（2008）的研究也認為，全球化因素對美國的通脹運行機制影響不大。而韓劍等（2009）在以美國35個貿易伙伴國的產出缺口來衡量的研究中卻發現，全球化因素對美國國內的通貨膨脹具有顯著的正相關效應。盡管全球化是否影響到現行的通貨膨脹運行機制這一議題仍然存在著很大爭議，但進入新世紀以來，新興市場的通脹運行機制特征確實出現了非常明顯的轉變。Mishkin（2008）指出，雖然全球化不能完全解釋一國通脹運行機制的轉變特征，但是全球化可能會通過一些微妙的方式影響國內通脹動態走勢。以我國為例，2007年至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同樣經歷了明顯的通貨膨脹，2007年11月份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達到6.9%，2008年1月和2月，物價上漲率更是高達7.1%和8.7%，創12年來最高。從國際上來看，2008年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的通貨膨脹率平均為9.2%。因此，我們必須站在全球化的視角去認識和研究通脹問題才能準確把握未來的通脹運行機制，并據此做出合理的政策選擇。

　　總結現有的研究發現，經濟全球化與通脹機制之間的議題大多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國際初級產品價格對通貨膨脹的影響，二是國際匯率變動對通貨膨脹的影響；三是國際貿易對通貨膨脹的影響；四是國際利率變動對國內通貨膨脹的影響（Alessandro&Lombardi，2009；胡援成、張朝洋，2012）。然而，由于對經濟全球化形勢的估計不足，通貨膨脹沒有按照傳統的機制運行，經濟全球化對傳統的通脹機制帶來了新的挑戰。基于國外關于全球經濟對通貨膨脹影響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我國加入全球經濟體后經歷的第二輪通貨膨脹現實，本文認為全球化對通脹變動機制帶來的深層次影響將在以下四個方面得以體現：一是全球化使傳統的國內產出缺口通脹效應衰減，而國外產出缺口通脹效應顯著；二是全球化帶來的全球經濟發展不平衡使傳統通脹機制運行軌跡偏離；三是全球化使傳統通脹動態模型不能適用于當前相互交融的全球經濟；四是全球化對新興市場國家應對新的通脹機制的政策制定和調整變得更加復雜。因此，本文希望通過對上述四個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全面洞悉經濟全球化對通脹運行機制產生的深層次影響，從而為各國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提供正確的依據。

　　二、經濟全球化對各國通脹機制的影響

　　1.全球化使傳統的國內產出缺口通脹效應衰減，而國外產出缺口通脹效應顯著。在傳統的經濟理論模型中通脹變動主要是由許多國內因素構成，比如國內總需求、工資特征、生產率、通貨預期以及影響這些因素平衡的國內貨幣政策。因此，傳統的通脹經濟模型表現為國內產出缺口對通脹變動產生顯著影響，而國外產出模型對通脹變動影響不顯著。由于全球化程度不斷加深，通脹變動機制的結構性變化，現有的經濟數據顯示，國內產出缺口對通脹變動的影響變得越來越不顯著，菲利普斯曲線也變得平坦起來。相反，國外產出缺口對國內通脹的影響放大，國外產出缺口首先可以影響國外的商品價格，而國外商品價格又是本國進口價格的主要決定因素，進而通過進口價格影響國內的通脹走勢。為此，理論界提出了所謂的全球產出缺口假說（韓劍，2009）。比如：Ihrig（2007）的研究顯示，在許多工業化國家國內需求與實際GDP之間的相關性有逐漸下降的趨勢。相反，凈出口GDP絕對值所占比重在不斷上升。國內學者張成思和李穎（2010）在研究中指出，國內很多商品價格不僅取決于本國需求和供給，而且會受到外國需求和供給的影響。因此，全球化從某種程度上降低了通脹率對國內產出缺口的敏感度，相反增強了通脹率對國外產出缺口的敏感度。可以說，全球產出缺口假說對傳統經濟理論模型中的通脹變動理論構成了挑戰。

　　進一步，最近有研究指出，國外產出缺口對國內通脹率的影響可以分為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張成思和李穎，2010）。直接效應可以理解為進口價格變化率已被包括在國內價格變化率中，因此進口價格通脹率的升降可以直接導致國內通脹指標的起伏。比如，中國經濟增長與宏觀穩定課題組（2008）在對中國PPI（石油天然氣）與國際能源價格的研究證明，中國生產者物價指數（PPI）中的石油天然氣價格指數與國際能源價格指數變動趨勢基本一致。在對中國CPI（食品）與國際食品價格的計算中發現，中國PPI食品價格指數與國際食品價格指數相關系數為0.65。因此，可以斷定，國外產出缺口對國內通貨膨脹產生了直接傳導效應。間接效應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通過勞動力市場影響國內通脹，另一個方面是通過比較優勢導致國內生產的重新分配（張成思和李穎，2010）。比如：Bentolila et al（2008）在新凱恩斯主義框架下研究了大量移民涌入對西班牙菲利普斯曲線的影響。他們發現西班牙1995-2005年間的菲利普斯曲線已經變得很平坦：失業率從22%降低到8%，而通脹卻保持在2%～4%的穩定水平。他們由此斷定此種現象與該國這段時間國際移民大量涌入有關。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全球化的不斷深入意味著國內的宏觀經濟因素對于解釋通脹變動而言可能變得越來越不重要，國外產出缺口對國內通脹的影響越來越大。

　　2.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經濟發展不平衡使傳統通脹機制運行軌跡偏離。經濟發展速度與投資的不平衡，能否影響各國通脹機制仍是一個沒有形成定論的爭議性問題。正如前面的論述，傳統通脹機制主要受國際初級產品價格的變動，國際匯率變動，國際貿易的開放程度和國際利率的變動等因素的影響（Alessandro&Lombardi，2009；胡援成、張朝洋，2012）。最近，對國內外重要文獻和國際經濟形勢的分析，表明通貨膨脹的運行機制偏離了正常軌跡。本文認為各國均不同程度出現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放緩并存的局面，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以及與之相關的供需關系不平衡造成的。簡單地講，就是一方面，由于金融資產過度供給和需求不足，導致一些國家經濟明顯放緩。另一方面，由于投資和內需增長強勁，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繼續快速增長，造成初級產品需求旺盛和供給不足，形成持續的通貨膨脹壓力。比如：貨幣數量論認為世界性通貨膨脹的根源不是世界貨幣總量的過度增長，而是國際收支不平衡導致的物價上漲（林福和，2010）。以我國為例，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的對外貿易取得了輝煌成就。從進口總額來看，2011年為36421億，與1978年相比增長了176倍，平均年增長率達17%。而出口從1978年的98億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18986億美元，增長約193.7倍。進出口貿易的快速增長使得我國在世界貿易中的位次躍居第三，然而與此同時，我國國內的物價指數也在不斷上漲。以1978年為基期（100），到2010年我國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已經達到536.1（中國經濟增長與宏觀穩定課題組，2010）。可見，進出口貿易影響通貨膨脹的機理在于各國不同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國別價值與國際價值的差異。

　　從國際收支情況看，我國長期處于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雙順差”狀態。外匯的不能直接流通性，使中央銀行為買入外匯需要投放大量本幣，構成外匯占款。隨著外匯占款的增加，基礎貨幣的投入量也會隨之增加，并引起廣義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從而引發通貨膨脹。另一方面，由于持續的貿易順差，外匯儲備不斷增長，中央銀行為應對外匯儲備增長壓力采取外匯沖銷政策。比如：大量買進美國國債等。反之，美國政府又用這些貨幣對中國進行投資，在投資拉動需求的經濟結構下，勢必給農業、交通運輸業、能源業和重要原材料等基礎產業部門增加壓力，從而導致這些領域價格水平迅速上漲。綜上所述，全球化帶來的經濟發展不平衡使傳統的通脹運行機制發生了偏離。

　　3.經濟全球化使傳統通脹動態模型不能適用于相互交融的全球經濟。從經濟全球化的視角研究通貨膨脹動態變化特征對合理修正通貨膨脹動態模型，以及正確制定和有效執行一國宏觀經濟政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尤其2007年以來，受全球經濟形勢的影響我國物價水平持續走高，社會公眾的通貨膨脹預期較強，調控通貨膨脹也是我國政府今后一定時期內的重點工作。

當前，涉及通貨膨脹的動態模型主要有以下幾種：一是以菲利普斯曲線作為框架的傳統通脹率計量模型。譚小芬、徐琨（2011）總結提煉國內外有關研究，認為通脹率主要受到以下四個因素的影響：第一，貨幣數量。劉霖和靳云匯（2005）通過協整檢驗，驗證了貨幣供應量的增長對我國通脹的推動作用。而孟祥蘭和雷茜（2011）則進一步從長期和短期視角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分析，發現短期內物價水平與貨幣供應量之間相互促進。第二，實體經濟需求。Cerlach（2005）在菲利普斯曲線模型中加入未觀測到的遺漏變量，驗證了1982～2003年期間產出缺口對中國通脹的影響。第三，成本推動變量。Kojima et al（2005）通過VECM和SVAR等方法檢驗了電力產出缺口單位勞動力成本及工資缺口進出口原材料價格等因素對我國通貨膨脹的影響。第四，輸入型因素。劉元春、閻文濤（2008）建立了多個變量的VAR模型，認為2006-2008年中國通貨膨脹屬于輸入型通貨膨脹。二是核心通脹動態模型。核心通貨膨脹的概念是在上世紀70年代提出的。當時石油出口國大幅度提高原油價格，導致發達的工業化國家發生了嚴重的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而抑制通貨膨脹的緊縮性貨幣政策又導致經濟的停滯。在這種形勢下，一部分研究者認為，在監測通貨膨脹和制定貨幣政策時，需要將CPI通脹率分解成兩部分：一部分是由總供給與總需求決定的趨勢性成分，被稱為核心通貨膨脹；另一部分是由食品或能源價格波動所決定的暫時性成分，被稱為非核心通貨膨脹或暫時通貨膨脹。三是通脹預期模型。凱恩斯（1936）發表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首次將“預期”引入宏觀經濟分析視野。之后，Ceridola et al（2005）運用巴西采取通脹目標制后的數據，構建了OLS、GMM和FMOLS模型，對驅動通脹預期的因素進行了研究。Kozo（2009）以美國和日本調查的住房通脹預期數據為研究對象，構建了SVAR通脹預期動態模型，對兩國通脹預期的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

    雖然以上通脹模型已經被各國廣泛采用，然而，全球化使得傳統通脹模型越來越不能適用于相互交融的全球經濟。比如：侯成琪、龔六堂、張維迎等（2011）認為，雖然通脹率是居民最關心的通貨膨脹指標，然而由于兩個方面的原因，通脹率并不適合作為貨幣政策的通貨膨脹目標，一是通脹率包含由非貨幣事件（比如，部門特有的沖擊）所導致的暫時性噪聲；二是通脹率包含由支出比例加權所導致的權重偏差。比如：陳滌非等（2011）指出，OLS、GMM和FMOLS模型能對驅動通脹預期的因素進行研究，但模型有自身的缺陷，不能就因素間的動態關系進行演算。而改進的SVAR通脹預期動態模型，只關注了貨幣政策代理變量對通脹預期的影響，忽略了其它有關全球化因素的影響。

　　4.經濟全球化對新興市場國家應對新的通脹機制的政策制定和調整變得更加復雜。在當前經濟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大趨勢下，中國及其他新興市場國家應對新的通脹機制的政策制定和調整將變得更加復雜，政策調整的系統性誤差風險也將更大。這種風險性和復雜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目標沖突風險。目標沖突風險來自于國與國之間的目標沖突和國內部門間的目標沖突兩個方面。比如：周小川（2008）表示，目前世界各國的貨幣政策目標重點并不一致，美國、英國等主要是通過貨幣財政政策的配合，來迅速制止財政赤字的蔓延、經濟恐慌的發生，以及經濟可能發生的衰退。但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面臨著新一輪通脹，因而貨幣政策的重點應是反通脹。另外，一國內部各部門目標間的不一致也進一步加深了通脹政策的制定和調整的難度。二是宏觀操作層面失誤帶來的風險。為了有效地應對全球化帶來的通貨膨脹，各國都在積極出臺宏觀操作層面的調控政策。但我們發現，不少國家在調控過程中存在以下失誤：一是宏觀經濟政策失誤，不斷地通過增加貨幣供給來解決失業問題，結果導致菲利普斯曲線不斷地朝遠離坐標原點的方向推移；二是政府管制過度，政府通過行政管制對企業經營活動的干預過度；三是社會福利過度，工資、福利的剛性特征導致的物價上漲（魏加寧，2011）。

　　總之，全球化背景下通脹運行機制的演變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經濟現象，其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目標沖突風險和宏觀操作層面失誤帶來的風險外，特別是那些效果顯著而又具有隱性的變化趨勢進一步加深了通脹政策制定和調控的難度，這就需要我們有針對性地根據這些演變趨勢采取相應的治理對策，對癥下藥。但是，對癥下藥不是簡單根據趨勢分析來一一對應，也不能機械僵化地照搬國外或國內以往的經驗。對癥下藥要以某一因素為主導，同時結合其他因素綜合治理，并積極調整各種政策的角色和定位，改進用于分析和制定政策的戰略框架。也就是說，治理通貨膨脹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各種治理方案要相互配合才能達到理想的效果。

　　三、簡評

　　要有效把握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新的通脹運行機制，貨幣政策應當有助于引導該國經濟去適應復雜多變的環境，這種復雜多變的環境是由全球化帶來的新的投資機會、演變的經濟進程和競爭壓力所導致的（Stevens，2010）。張唯正、郭金鑫（2012）認為，貨幣政策應當有助于調整全球失衡。但也有專家持反對意見，比如：歐央行副行長盧卡斯（2007）認為，這些觀點和意見對于各種問題的提出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這些觀點不具價值，它們并不會像其支持者聲稱的那樣提供問題的解決方案。全球化并不影響中央銀行維護價格穩定的核心作用和首要責任。相反，在一個迅速變化的全球化經濟中，全球化通過各種渠道影響通貨膨脹的動態性，中央銀行維持價格穩定變得更加重要，且更具挑戰性。

　　目前是我國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宏觀經濟走勢不確定性最強、預測難度最大、政策選擇最難的一個時期。因此，要擺脫傳統的思維模式和經濟理論分析框架的束縛，必須站在經濟全球化的視角去重新認識和研究新的通脹運行機制才能準確把握通脹形勢，并據此做出合理的政策選擇。一是要及時修正傳統的通脹模型和通脹預期模型，將全球化因素作為關鍵性變量納入到模型中，進一步增強模型的預測能力。二是受全球化的影響，我國宏觀調控面臨諸多的不確定性，在政策選擇上處于進退兩難的困境。因此，出臺的措施應在反通脹和經濟增長間尋求適當的平衡，在各種調控工具之間尋求合理搭配。三是錨定通脹預期，有助于促進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減少產出的波動。四是必須認識到，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應對通貨膨脹，單靠貨幣政策的效果有限，必須統籌協調，強化財政政策、金融政策、貿易政策、產業政策，以及環保政策等諸多政策的協調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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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小川，2008：《中國貨幣政策更關心抑制通貨膨脹》，《網易新聞》5月。

    本文作者：唐小飛 羅強 魯平俊 劉伯強 來源：《經濟學動態》2013年第3期